□ 王东梅

小时候家里最常吃的是横着切开的鲜鱼片，例如马鲛，筷子夹下尽是肉，仿佛它天生就长那个模样，一根脊柱往下，鱼肉尽往四边滋长，最后长得连一根鱼刺都嫌碍眼。不然就是舅舅从友人池塘捉来的非洲鱼和泥鳅，自家养的鱼要养多大就能多大，鱼身倒是厚实，且少刺骨粗，省了挑鱼刺的功夫，代价是要习惯那淡淡的土腥味。贝类壳类就更不必说，不知哪儿传来的谬误，家里人始终认为那裹着鲜嫩白肉的外壳能割破嘴皮，而且螃蟹蛤蜊尽往烂泥沼里钻，母亲怕脏，能不吃就不吃。

初次随先生回近海老家，桌上又是烧螃蟹又是大虎虾，吃得我满嘴鲜味却狼狈不堪。而且与老家菜市场的货色相比，近海鱼获非同凡响，白带鱼小龙虾，不够鲜美的就剁成鱼末，混着咖哩香料，用蕉叶包裹烤香，大人小孩当零嘴边吃边看电视。数次回去度假之前，给先生姐姐打个电话，姐姐就跟相熟的渔人订鱼，带着一箱子新鲜海产回城，数次喜见长着银亮鱼鳞的迷你白鲳，都是海里捕的，用滚油炸得鱼骨酥化，是上等的下酒菜，也适合配粥吃。一次到港口用餐，才发现海滨人早已懂得这一味，炸得连鱼骨鱼头都能下肚，丁点儿不浪费上天的资源。

总知那箱子里的海产，随便挑几款就够吓唬我这个从小习惯吃鱼片的山城人。于是先生爱嘲弄我，说我不懂鱼，更不懂吃鱼，老是怕被鱼刺哽在喉头而宁愿少吃。先生大概从不了解哽鱼刺之苦。我家之所以对吃鱼如此谨慎，全因见过某小孩喉头戳了根鱼刺，唾液轻轻掠过咽喉即一阵一阵刺痛。挖喉不是，呕吐也不是，全家急得翻天覆地，直到老人家拿了碗在头顶上敲三响，逼着小孩大口吞下一团白饭，才让饭团粘着了鱼刺一起吞进肚子里。

所以我吃饭慢，吃鱼虾蟹就更慢。有时和先生一起吃螃蟹，得先说明一人独占一只，否则我才啃光一对蟹足，先生已经快解决掉一整只螃蟹，然后还以为你不爱吃，想顺道把你的份儿也嗑掉。大学时和一个海边来的同学同桌吃炒螃蟹，全桌只有她一个海上儿女，众人见她一口解决一个蟹足，轻松如吃冰淇淋，毫不费力地光挑多肉的部分入口，自己却是低头卯足劲追赶，却始终远远被抛落后头。一次经验下来，没人再敢和她约吃海鲜，尤其吃螃蟹，出了钱却吃不饱，划不来。

另一个叫我目瞪口呆的，则是吃虾高手。福州人，皮肤黝黑，硕壮体肥，一看就是爱吃能吃之人。某次公司晚宴恰巧坐他身边，台下灯光调暗，台上载歌载舞，每个人吃一口停一口，吃得漫不经心。到上西式奶油虾的时候，我看准此等亮度没人有心思剥虾壳，定会吃得很慢。于是我也不急，夹了两只肥美炸虾摆碟上，准备慢慢解决，却见此人轻轻松松把虾子往嘴里送去，看表演看得投入还击掌鼓励，丝毫不费劲。灯光亮起，桌上人人碟子里堆起剥弃的虾壳，唯独此人。我见状大惊，忍不住问：“你的虾壳呢？”“都吃进肚子里啊。”说时，此福州人还一副沾沾得意的模样，似笑我这不懂吃虾壳的人频频发出“这能吃吗？”的疑问。

“这能吃吗？”——一句话，遂让我想起汪曾祺由写苦瓜而生起的文学问题。汪曾祺说评论家和作家，口味应该更博杂一些，不能像他的同乡尝了苦瓜便老是问：“这东西能吃吗？”如此扣问，换作文学作品，便成了“这作品能这样写吗？”因而渐渐失去广阔的鉴赏能力。思及此，我夹起虾子练习了好久，誓要像那福州人一样，把坚实的虾壳磨成碎烂，和着虾肉吞咽，尝试能吃出一点味道来。

磨练有时，现在我吃虾子约略也能将虾壳一并吃下，桌上手上不留残渣，还把外壳沾粘的调味吃得津津有味。但说到吃虾的至高境界，当然是先吮吸过外壳，剥掉虾壳，吃过纯净弹牙的虾肉，再舔过指头为上佳。有的人剥虾壳竟能以刀叉代以行之，十指光鲜不弄脏，叫人佩服。但吃虾和螃蟹，和吃榴梿是一样的事，不脏了指头不过瘾，总嫌少了些趣味。

所以，住海边渔港的人，真能长出一副吃海产的嘴皮，剥壳挑刺，双手能帮上的忙不多，尽用一张嘴就能了事。我要练得此真功夫，大概要等下一轮转世为海上儿女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