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06版

食品安全也是监管出来的，政府是食品市场的“警察”。转变“权责同构”的监管组织体系，科学划分各级政府监管事权，防止监管职责层层推诿。中央政府负责食品安全治理基础性制度建设，包括加强法律法规、标准和企业生产经营行为规范建设，建立国家食品安全基础信息数据库和信用体系，完善统一权威高效的监管体制。市、县两级政府要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和坚持问题导向，实现责任可量化、可操作、可检验，严惩各类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乡镇基层要将食品安全纳入社会管理综合治理网格中，定格、定责、定人，聘请协管员、信息员负责网格内食品安全巡查，改变“牛栏关猫”的状况，防止食品安全在第一线失守。

食品安全更是治理出来的，社会要主动构建共治网络。食品安全具有最广泛的命运共同体，只有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才能真正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来维护食品安全。应当以社会治理精细化为指导，建立企业自律、政府监管、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和法治保障［4］的包容性共治体系，优化风险交流、贡献奖励、典型示范、科普教育、第三方参与等社会共治机制。现阶段要重点推广大众参与式科普，建立生产经营者社会信用体系，引导社会力量开展第三方巡查、检验等工作。

四、以战略规划为抓手夯实治理基础

食品安全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战略是具有基础性、前瞻性、全局性的制度框架，其一般以政府公共部门为主体，引入企业、社会组织、消费者等参与者，通过若干子系统和政策措施以实现预设目标。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食品安全战略是国家针对特定时期主要食品安全问题采取行动的一致性框架。可以预见，战略将对“十三五”时期乃至今后一段时间我国食品安全工作产生深远影响。

首先是合理的监管资源规模。当前我国有各类有证食品生产经营主体1100多万家，监管人员编制约25万，其中专业人员占比不足50%。监管资源与产业状况不匹配，区域间基本监管服务能力不均等，带来食品安全风险“洼地”。可学习公安机关做法，根据产业规模、人口分布、地理面积等因素，科学测算各地每万人口食品安全监管人员需求量。同时借鉴教育、卫生等领域经验，尽快建立食品安全财政投入保障机制，促进监管能力长效提升。

其次是科学的体制架构。横向上，根据风险类型不同在全国划分5~7个跨区域监管功能区，并配合“一带一路”战略、三大经济发展区域设置监管派出机构，协调监管事务和打击地方保护。纵向上，改变“上下一般粗”的监管组织架构，科学划分各级政府监管事权，实施差异化监管，并鼓励地方试点食品安全监管省以下垂直管理体制。进行综合设置市场监管机构改革的地方，要确保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得到强化。

再次是务实的阶段目标。制定国家食品安全战略路线图和时间表，“一张蓝图干到底”。构建食品安全治理现代化指标体系，从食品产业基础、食品安全监管能力、食品安全水平、人民群众满意度等维度入手，提出各时间节点要实现的工作目标，避免政策随意性。到2020年也就是“十三五”末期，形成严密高效、社会共治的食品安全治理体系；到2035年，食品安全状况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到2050年，实现食品安全治理现代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奠定基本物质基础。

（作者系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