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许寒山

母亲是做米酒的好手，甚至还是高手。但是，任我在童年的记忆中如何搜索，也找不出一丝丝印象。后来，我曾问过母亲：“我们小的时候，您为什么不给做呢？”母亲以平静的反问代替了回答：“饭也吃不饱的年代，让我拿什么去做？”我默然无语。

母亲开始她的米酒制作，当然是在家里的日子好过之后。我曾多次目睹过她的制作过程，说来其实也是极简单的。先是选用上等的糯米淘净，和平时煮饭一样将糯米煮熟；从市售的袋装酒药中取出适量碾碎，等晾开的糯米饭降到一定的温度之后，便把酒药均匀地拌进去；而后，将加入了酒药的糯米饭盛进一只筒状的容器中、轻轻压实，再将容器捂上棉被；等观察到发酵后，即冲入事先准备的加进了桂花、白糖的凉白开继续捂。大约一两天后，米酒就做成了。母亲做米酒，大多是在炎热的夏日。常有的情况是，我傍晚下班一回到家，母亲总会给我盛上一小碗。入口的感觉，那真是没说的！然而，真正使我对米酒留下了一种特殊的情结的，却不是在那炎炎的夏日、而是如同眼下一般的寒冬。

那一年，大雪纷飞，我远在天津一所党校工作的表叔回到了家乡。因为父亲打小就和表叔感情笃深，所以，挽留表叔在我家小住了几日。

那一个晚上，我家的小院里一片静谧。不大的花坛里，牡丹和芍药披上了银装。花坛一侧有一株腊梅，在那同样堆积着白雪的枝头上、一朵朵素黄色的腊梅在绽放，不大的小院里洒满了芬芳。堂屋里，父亲和表叔在小桌边并肩而坐，刚刚成年的我，则在一旁相陪。母亲用一把铜茶吊在煤炉上炖起了米酒。她说，寒冬里，喝炖热了的米酒，暖胃。一会儿，米酒沸腾了。随之，一股浓郁的酒香飘飘渺渺地就钻进了每个人的鼻腔，整个堂屋就氤氲在一种奇幻、美妙的氛围之中。表叔精神大振，他说，在外数十年了，就连梦里，都想着家乡的米酒哇！看着我打算往玻璃杯里斟，表叔居然反客为主：用碗、用碗！父亲当然赞同。我看得很清楚，表叔在看着那乳白、透亮的米酒冲向他面前的碗中的时候，很明显地咽下了口中的生成物。还没等斟完酒坐定身子，我就听到了父亲和表叔一齐“吼”出的一声“干！”，接着，便是碗的碰撞声、酒在他们喉管里流趟着的咕咚声。看着、听着，我乐了，母亲也乐。接着，母亲又围着煤炉忙开了，她得接着炒菜、接着炖酒。表叔其实很少吃菜，只顾和父亲喝酒、说话。时间不长，父亲和表叔的脸就全都红了，红得发亮、红得放光。当然，我，也得说我该说的话、敬我该敬的酒。当然，我还得接受表叔对我的肯定、对我的鼓励。后来的事，我是听母亲说的，和父亲及表叔一样，我也醉了。

多少年过去了，那寒冬里的一顿米酒给我留下了抹之不去的印象。

那情景，常常使我想起贺敬之的《回延安》中的句子：“米酒油馍木炭火，团团围定炕头坐……一口口米酒千万句话，长江大河起浪花。”那情景，常常还使我想起沈从文。沈老在他的作品中曾经多次提到过米酒，在他的《边城》、在他的《短篇集》。我曾经做出过这样的推想——沈从文沈老除了是一个大文人之外，差不多还应该是一个老酒客。

同样是在寒冬、同样是关于米酒，我还有过两次在外地的经历。一次是在苏州观前街，饮的是黄酒；另一次是在西安大雁塔附近，饮的是稠酒。其实，黄酒、稠酒都是米酒的一种，只不过是加工的过程略有不同罢了。我以为，不论在这个世界的哪个角落，只要一提起这种酸甜适度、品味醇厚的米酒，就能唤起我永远的乡情、永远的亲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