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碗清汤挂面，能否给人饱足感？这碗面的代价，是多少？我需要拿多少时间去交换？

月夜下，浸泡在苗寨旁的溪流里，冰冷的河水与皎洁的月光，没有告诉我答案。只知道，我没有权利落泪，却无法止住焦虑与心伤。也因此，一张古法手工造纸，一片蓝染手织布，一块破线或马尾绣片，都能让人眼睛发亮，兀自想象着遥远的贵族式生活。关起门来的富贵，不仅仅只有一碗粉面，然而，现代文明价值观，却让这些无价的富贵成为糟粕。

许多黔地生长又外出的人总说：“想念小时候的味道，我是吃记忆的。”

在贵阳出生成长的上海人李建忠为了童年记忆到处发扬黔菜，网罗大厨下乡调查地方菜系，一再测试调整各方美食，他的最爱却是街上随时找得到的肠旺面。“小时候的味道不见了，偶尔解解馋，跟以前记忆中的滋味还是不一样，说不上来，面不对，汤头不是太正，脆臊，也不如童年吃到的那样纯正。我仍然不放弃，到处寻找，希望能找到真正的传人。目前为止，只有贵阳大南门那家，比较接近记忆中的味道。”李建忠表示：“很多人误以为脆臊是油渣，这根本是两码事，传统中的脆臊，是用层层叠叠如千层般的五花肉，还不是普通的五花肉，口感软硬适中不腻不柴的部位，分为软臊与脆臊的不同做法，可以跟店家要求自己的选择，吃进嘴里，风味大不同，哪里是油渣能比得上的？”

在贵阳长大的遵义姑娘黄钟仪说：“出外工作多年，回贵阳的唯一念想，就是上学时天天吃的早餐，一碗油油辣辣的干拌粉。小时候，父母工作忙，根本没人在家吃早点，都是上学时，从围墙缝往外递钱买粉，打发一天的早餐，那画面记忆深刻。全校三千人，一半以上排排挤在墙边，伸手跟唯一的面摊要粉。因为气味太大，吃的人太多，后来学校规定吃完才能进教室，否则整个教室都是粉的浓烈味。”跟钟仪一起连着两天吃饭，不论是街边游逛还是走入餐馆，无论桌上摆了多少菜肴，她总惦记着洒满厚厚辣椒面的一碗粉，我诧异地问：“餐餐吃，不腻吗？”她的答复竟如此感伤：“我下意识地认为自己会再度远游，每次吃，都觉得少一回，总有一天会吃不到，趁着能吃的时候尽量吃。贵阳的酸粉是当天做当天卖完，不能放，如果剩下放到第二天，过度发酵酸味大且失去弹性，根本无法卖。这只有贵阳才吃得到，其他地方都没有。”

做广告的黄钟仪跟餐饮设计的李建忠，不约而同地跟我强调：“味觉，是跟着记忆走的，记忆中没有的味道，无法比较，就无从辨识是否可口地道。”

我记忆中的一碗面，是八岁时跟父亲看电影后，各自要了一碗牛肉面，当时看父亲往碗里倒下一大勺辣油，便也要求有样学样，在父亲再三强调后达成协议，这勺辣油让我加，一滴不少，但我也必须整碗汤都喝干净才能离席。我默默地，忍着灼热刺痛从舌尖滑入食道，小心不让辣油在喉咙停留，以免破功。好不容易吃干净，已浑身冒汗，没有吭声也没掉泪，不敢抬头看父亲，父女俩一路沉默地步行回到家。

也许，就是这碗面，让我爱上了辣。

1992年，我第一次在北京王府井巷弄里找馆子，看见冒着热气的橱窗里，有人在甩着长长的面条，从未见识过拉面制作过程，顿时好奇心大起，走到一个小方桌前坐下，要了小碗的牛肉面。只见小厨房里热气更浓重，大师傅手里甩着面条，越甩越长，随手一扔，在大约三公尺外的距离，精准地抛进锅里，几秒钟，小师傅捞起面条，装进大碗，上面洒满牛肉丁，端到我桌上：“九毛钱！”吓得我大叫：“太大碗了！我吃不完！”小师傅和蔼地说：“没事！慢慢吃！”我心里还犹豫着要不要抗议，那面条只在锅里几秒钟，熟了吗？忐忑地夹起一条面测试，竟是从来没品尝过的标准“弹牙”，好吃至极，汤头香得使我一口气喝了大半碗。我正对着那看来仍满满的面条发愣，大师傅拿着大勺从厨房里出来，往我碗里倒下：“汤不够，是吧？”啊！这可怎么办？我不记得当时是怎么走出面馆的，只知道，有整整一年，都无法在台北吃面条，相较之下，平时吃的面条都是机器做的“死面”，根本无法入嘴。

记忆中，我上小学时，一碗阳春面是一块五毛钱，加蛋是两块，邻居十口人家的菜钱是十块钱台币，从江西跟着部队到台湾的父亲月薪是五百。母亲娇生惯养，跟父亲私奔后，只能自己想办法做水果、美发等小生意，来满足自己的物质需求。

居住在城市里，一碗面，即使只是在面摊上，也是一种奢侈。但若走入农村，一碗面，会变得丰盛许多，如果你的吃食都来自周遭的劳作。只可惜，田里劳作，似乎并非“幸福”的表征，未若许多大城市白领中年退休后的愿望，走入田间享受绿油油的欢乐。

在如今处处以阿拉伯数字衡量人存在价值的年代，一碗面，的确变得很奢侈，不论是外食还是自己动手做。滋味，变得五味杂陈，不再是简简单单的清甜温暖。